「周醫師是我們全家一輩子的恩人。長子確定罹癌後，小到注射、大到化療，每次他一定親力親為...他教我『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，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』，他不僅救活了孩子，也撐住了我的家庭。對每個不幸罹癌的孩子，我要推薦周醫師...」
他是周獻堂，現任台大醫院小兒部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，由商業周刊《良醫健康網》3萬多筆網友推薦中拿下小兒科冠軍，曾赴美國賓州大學醫學中心進行血液腫瘤科研究，周大觀、黑筠瀚（黑幼龍之孫）都曾是他的病人。
面對重症病房裡一個個年輕生命的消逝，「生死」對周獻堂來說，比一般人都來得更加深刻。儘管如此，他仍「偏往虎山行」，一待就是將20多年的時光投入重症孩子身上。
重症兒科醫師，和其他醫師的不同之處
Q：為什麼會想選小兒科？
當然是因為喜歡小朋友啦！讀醫學系時還沒選科，到了畢業後才會選，我們在七年級實習時，一邊要學技能、如何待病人，然後開始思考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工作環境、什麼樣的病人跟家屬。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區分，你喜歡動手動刀、或是你喜歡比較動腦的像內科醫生；我是因為很喜歡小朋友，而且外科壓力比較大。
Q：醫生要喜歡人，那小兒科醫生又更喜歡人？
對，而且「同理心」很重要，尤其是面對還不太知道的病情、或對重症的病童來說。
我們希望在痊癒過程中，以「人」為主，而非「病」而已。所以我們是從這個觀點，用在重症的小孩子身上，這是跟醫學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。
醫學院的訓練是看「病」怎麼治療，但臨床遇到的是「病人」，這是跟醫學生還有科學家最不一樣的地方。把「人」加上去就會非常多樣性，而且需要一點「藝術」，這是我老師跟我講的。基本上就是「視病猶親」的態度，把重症病童當成自己的小朋友，就很容易貼近他們。
急性血癌、雙眼全盲...6歲的他，勇敢到令人難忘
Q：讓您最難忘的病人？
在兒科20多年，很多事我看在眼裡，有的小朋友天生就很勇敢、有的小朋友並不勇敢......黑筠瀚在治療一年的過程當中，讓我印象很深刻。這個小朋友很特別，他非常能忍。黑筠瀚是Christmas（聖誕節）進來，就直接住加護病房，當時他有40幾萬的白血球（正常人的白血球是5千到1萬），我們的血管就像是高速公路，只能容納1～5萬輛車子，黑筠瀚那時要容納40萬輛車子就會塞住，所以得住加護病房。
一個只有6歲的孩子，離開爸爸媽媽、還要打針、還有醫生不熟的人來跟你講要做什麼、要抽血啦......要是我、我都不知道怎麼辦，而他卻能臨危不亂、神閒意定，跟他講話他還可以聽得清楚你在說什麼。我覺得黑筠瀚令我最難忘。
整個治療過程大概要兩年多的時間，他那時候才6歲，還很小，治療一年後有緩解，但後來他又在治療當中復發。復發當然是第二次的衝擊，不過他後來因為癌細胞侵犯到中樞神經，所以其中一隻眼睛看不見，只能聽和說；本來只有視力模糊，但到後來完全看不到，眼科醫師診斷後發現癌細胞跑到腦袋去，而且兩隻眼睛都侵犯視神經，所以後來完全看不到。
但筠瀚一點也沒有怨天尤人、也沒有哭鬧，他還反過來安慰媽媽說：「我只需要導盲犬就可以啦，妳不需要擔心！」最讓我佩服的是他們夫妻把「卡內基」的精神很快實踐、流露出來，相當配合，不會像有的病患家屬會指使醫護團隊，讓人感覺不尊重專業，這是我覺得在當中比較難得的。
這部分也可能是黑筠瀚的叔叔黑立國，是美國華盛頓大學醫院的副院長，所以我跟他爸媽所解釋的病情、醫學狀況，其實有透過美國醫師去考核，他的爸媽也可以知道我們醫護人員已經盡力、到最後是真的沒辦法。
每一次送走一個病童，都很讓人心痛。我們當醫生當然是要醫「生」、不是醫「死」，我們腫瘤科醫生一定都是希望治到好，要說服自己放手，真是很不容易啦。
「我是不是在等死？」從醫20多年，一直到最後我都開不了口
Q：有最難開口的一次經驗嗎？
（沈默許久....）青少年吧。一般來說，長到10歲以上就會有生死的概念。以前呢，遇到10歲以內的病童，我們就會說是「睡著了」，基本上就可以解決了。但是像國高中的年紀，要如何跟病童談，其實是腫瘤科醫師的夢魘。
對家屬可能還好，就是要分多次說、沒辦法一次就講清楚。其實漸漸用的藥很少、申請一些藥......家屬心裡也會有底。到最後一次當然會崩潰，但就是要明白的、清楚的跟家屬講真的沒辦法。因為18歲以下是爸爸媽媽決定，所以主要是讓爸爸媽媽接受，醫學上真的沒有辦法，才能夠銜接到緩和醫療。
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一個病童其實到最後往生了，我都沒有勇氣對他開口談「死亡」這件事，就連他的爸爸媽媽也沒有辦法對他講。那是一個大男生、17歲左右，他也是非常聰明，就是聰明才更困難，他會問你：「我是不是在等死？」最困難的是這句話。
他就跟黑筠瀚一樣，是血癌。急性血癌裡面有15%我們目前還無法治癒、還在努力中的狀況。我們可以努力拖一陣子、但還是會復發，復發後少部份病童可以透過骨髓移植等積極治療，但是有的呢，還會一直再復發，最後就往生。
那個少年就是移植完後又復發，他才17歲，對未來還有很多夢想，一直在講出院後要做什麼、回家要做什麼。所以移植完之後，他一直很期待要出院、心想總算健康了，但不幸的卻是，我們發現又復發了。
前前後後這樣大概兩三個月，這當中，最難忘的還有跟我的同事相處。有次換班，一個住院醫師說溜嘴：「我們沒有要再積極幫你治療。」他不是直接說「你等死」，但少年很聰明，就抓著這句話一直問爸爸媽媽、問我：「什麼叫做不再積極治療？」我們為了這句話，繞了好久。不過那個住院醫生沒有錯，他是告訴病童目前的治療對策，只是就變得比較麻煩。
我們醫學倫理教育是注重病童「知」的權利，一定要跟病童本身、尤其是他懂事之後，就是青少年，一定要告訴他病情。難的是要如何讓病童捨下這些東西。到最後，我和他的爸爸媽媽都沒有告訴這個少年，因為他有太多的計劃要做，但又不願接受事實......
現在碰到重大傷病的狀況有兩極，一部分是存活下來的，這段衝擊就要帶到他的成長過程，以及家庭受衝擊後的部分。另一部份是無法存活的病童，我們就有一個緩和醫療照護團隊，專門照顧治不好的病童。靠緩和醫療團隊跟病童、家屬溝通，告訴他們句點之後還有另一個起點、學習如何接受完美落幕。現在其實有很多銜接，我們醫護團隊只是把螺絲釘栓好，可是這個栓好的車子如何再回歸家庭跟學校還有社會，是我們要建立的。栓不好的，也要想該如何好好報廢掉，然後讓長輩好好地面對。尤其現在少子化，我們小兒科其實是首當其衝。現在很多家庭都只有生一兩個，如果病童是在6歲以下，父母還有機會再生，但很多都到青春期只有這一個、又得到癌症...每個不好的消息宣布後衝擊都非常大。當然現在癌症不是絕症，小兒科也好、大人科也好，都不是。
病房生死學
Q：這麼多年歷練下來，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怎樣面對「生死」這件事？
生的話當然是happy end，但我們希望讓85%生存下來的病童能「完璧歸趙」，現在醫療不斷進步，我們的重點是要順水推舟讓病童回歸學校、社會，讓其他人接手，這是「生學」。
至於「死學」......像是有突然死亡的病例，因為癌症病童最大的天敵就是感染，所以心裡最痛的是他突然「敗血性休克」，就是本來我們一直以為很樂觀的，突然感染就走了，所有腫瘤科醫師都會碰到這種案例。
每個醫師一定都希望把病患治到好，要醫「生」不是醫「死」。對我們第一線醫生來講，說要放棄其實很不容易、是需要有人來督促跟提醒的，而且現在絕大部份的醫學，都能讓醫生和病人至少相處半年到一年，所以會不捨。有時我們也會聯絡國外師長，看看有沒有解決辦法，真的沒辦法只好接受，我們醫生要先接受、再來才是讓家屬去接受。
Q：碰到這麼多事，會不會變得冷感，像鋼鐵人一樣要武裝自己、或心理痲痹？
可能都需要一段時間啦，我所經歷過往生的病童，他的父母其實很多都還有陰影。只有少部份像周大觀、周天觀他們的父母覺得天觀是大觀轉世，心情恢復的比較好。那有的父母就是選擇再生一個，這就是為什麼當時那個17歲的少年我說不出口，因為他們就只有這一個小孩、失去就nothing（什麼都沒有）了。
前不久遇到一個突然走的病童，非常聰明，是家中的寶貝女兒，也是那個家庭唯一的小孩，在移植過程我們不斷努力、轉加護病房、急救....結果在兩三個月內就走了。關於「死學」這件事，對不起，我還在學。
延伸閱讀:
5歲小女孩心願：「醫生，我要死的時候，請你一定要親口告訴我」
小檔案：周獻堂 醫師
文章來源:
http://health.businessweekly.com.tw/AArticle.aspx?id=ARTL0000520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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